特吕弗晚期的《最后一班地铁》可被认为是对戈达尔责难的正面回应，他们两人的隔阂在于电影是否需要政治化运动，结果，特吕弗拍摄了一部加入历史情境中的戏剧版《日以作夜》来证明政治对于电影的无用性，并在电影里运用隐喻和嘲讽手法，来反击戈达尔强烈而富有攻击性的政治观点，自然，戈达尔在经过“毛崇拜思潮”后，作品愈发晦涩难懂，而特吕弗一如既往的在迷影里发掘电影的魅力。
如果对电影的形式做出探讨，那么此部电影则是完整的“戏中戏”结构，不同于《日以作夜》，角色在戏中和戏外并没有紧密的联系，而唯有导演深受电影进度的“毒害”，和电影在梦中相遇，角色情感影响的只是一些人的离开，另一些人的到来，电影，依旧被圆满完成。而《最后一班地铁里》，斯坦纳夫人和葛兰格的感情是从戏剧中得以抒发出来，由内而外的，情感的延续在于戏剧《陌生的女人》中，三幕式分别是“到来”“噩耗”“订情”，参照两人在戏外的关系则是“葛兰格驾临剧院”“葛兰格拳打达歇特”“葛兰格订情卡特琳”，而戏剧的大圆满结局和电影的结局也是不谋而合的。实际上
影片用细腻的艺术手法通过许多围绕排练演出而进行的琐碎的事情主要描绘了剧院经理犹太人吕卡斯,他的妻子玛莉翁和青年演员贝尔纳；描写了他们在德军占领法国后，面临德军的高压统治和变节歹徒的威逼利诱，他们的人生取向,理念和行为。他们不屈服，坚守法兰西精神，坚守自己深爱的艺术园地，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和高雅的气质。一直参加抵抗运动的贝尔纳当看到自己的衣帽将和侵略自己国家的德军军官的衣帽并排放在一起时，他宁可放弃由自己心仪的玛莉翁主持的剧院同事的聚会
“一个儿童眼中的戏剧和德国占领。”：“如果要我对《最后一班地铁》收到热烈欢迎进行分析的话，我认为是因为给剧本提供了细节，这些细节曾经给童年时代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并给影片带来了一种独创性和视觉上的新颖。如果影片是由某个年纪更大的人（他可能在成年时经历了德国占领）或一位更年轻的人（他可能出生在二战期间或战后）来编导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个视觉上的新颖之处了。”
《最后一班地铁》1980，个人截图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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